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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我院2002年学术文化节第二场学术讲座在礼教1114M举行。讲演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先生。虽值周末黄金时间，但会场爆满，气氛热烈。反响甚好。郑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信任危机"，现将讲演内容摘要如下：

    郑先生以其著作《信任论》一书的出版过程为开场白，讲到此书之付梓历时三年，颇费了番周折，重要原因是该书内容涉及到很多中国社会现实敏感问题。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依然很是微妙。简洁的开场之后，郑先生旋即进入正题，侃侃而谈。

    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没有经历很长的历史，只是在最近十年才成为热点。但其理论溯源或者说对于作为社会道德范畴的“信任”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期。世界上每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的奠基者或者说代言人，都给予了“信任”在道德范畴极为重要的地位。例如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典籍《论语》和西方世界的《圣经》。在《论语》当中，"信"字出现了38次之多。在论述道德问题时，"信"字的出现的频次高于其他重要的为人们多普遍认同的美德，如“善”，“义”，“敬”，“勇”，“耻”，“诚”等。而在《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confidence"、"trust"也出现了几十次之多，频次相当高。

    所谓信任（trust），通常是指社会信任。它包含三种性质：1、时间差，即有诺言在先，兑现诺言在后，之间需要有个时间差。而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完成的交易等行为，就不存在信任问题。2、不确定性，即诺言的兑现或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其间存在一定的风险。确定要发生的行为过程中也不存在信任问题。3、当事者没有客观的根据可以绝对相信。在满足以上三点性质的情况下给出“信任”的定义，即信任是人的一种态度和主观愿望，他愿意相信周围的环境、外部的世界符合他的愿望以及环境的发展和与他合作的他人的行为，将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演进。

    现当代的一些学者对于信任也有精辟论述。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信任是基于人的生存策略的一种简化机制，信任将周围复杂的环境和千差万别的人的性格简化为“二元预限”，即“可以相信”和“不可以相信”。信任并没有帮助人们消除风险，但可促使人们勇敢的进入不确定性当中。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认为，有不同的"信任结构"，即信任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构成，或者说，因何而信任？

    从信任的结构上将之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人格信任就是对某个具体任务的信任，亲族、领地、同乡会、行会中都属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则指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因为交往与流动的扩大，现代社会将很多过去属于人格信任的事务移交给系统信任，而其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和专家。
1、人格信任。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与你合作的人，是个“熟人”。首先，与熟人交往往往是重复性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因而使人不会轻率的发生欺骗行为，从而促进人们的合作。其次，了解熟人的历史。虽然，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来讲，由一个人的过去来推断其现在和将来并不科学，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似乎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判断是否可以与之合作。
2、货币系统。其信任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3、专家系统。“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专家信任结构是三位一体的：科学性，人们是相信科学的；“入场证”，专家们通常都有进入科学共同体的入场证，如高学历等；同行评议。

    郑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在上述三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

    货币系统，以借贷为例。借贷是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以信任为基础。我们的结论是有息贷款是当然的，高息并不可怕。当一种理想主义乌托邦从批判高利贷入手，进而批判利息，其结果必然是该社会中借贷萎缩。其直接结果是公民不能借贷消费，不能借贷搞小本经营，经营统统归属国家。其深远的效果是，借贷是互惠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与借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一个社会从政治上消灭了借贷后，它的成员将丧失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信任的萎缩必是如影相随。
    专家系统，中国虽有悠久的科举制度，但其专家系统的建设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更没有专家系统中的同行评议的传统，在建立这种制度时，其他领域的评议中的不正之风，都移植和渗透到其专家系统的同行评议中。或许，中国专家系统的自主和同行评议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人格信任，“杀熟”已成为社会当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杀熟”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在中共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当党性自觉不自觉地诱导大范围的“杀熟”时，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对于中国信任重建，郑先生似乎并不乐观。他认为，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无奈中国的现代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摧毁和蚕食传统信任的历史。迎接现代的系统信任可以解救我们的危机吗？传统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的系统信任间的关系是继承、对应和共存，继承更为关键。一个灭绝了自己传统精神资源的民族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当传统的组织资源不复存在时，等待他的只能是文化与文明上的漫长的休养，生息，复苏。

    以上即为本次讲座的内容概要。（整理：崔绪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