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６０多位一流学者，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的主题——“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担的第一批重大项目，由中心的荣新江、李孝聪两位教授主持。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新出土、新发现的文物、文献、舆图的搜集整理，为海内外的研究建立基础史料的数据库，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资料支持。本次研讨会正是在该项目的支持下举行的。会议自筹备之日起便得到多方关注，许多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其中部分论文（由参加项目的中心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撰写）为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今年10月，恰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春天，早在1978年1月邓广铭等教授就提出了建立唐宋史研究机构的建议。1981年9月，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五位教授又联名提出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组织方案和工作规划。1982年10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为“相当于系一级的研究所”。1999年12月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0年10月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年间，经过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储备基地，汇集和培育了一批优秀学者，取得了多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值此20周年纪念之日，在中心的新址（朗润园中所）第一次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具有双重喜庆的意义。
2002年11月15日上午9时，会议准时在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开幕。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教育部社政司魏贻衡同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国际交流部潘庆德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清教授等于前排就座。开幕式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孝聪教授主持，他首先向到会的来宾和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就研讨会的主题、该重大项目的确定和中心二十年来的建设概况做了介绍。李孝聪特别指出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迁入新址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适逢中古史中心创办成立二十周之际，可谓双喜临门。他向多年来支持中心建设的教育部、北京大学、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古文本文献和图像、地图都应该被视为史料而受到重视，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学者们对新的传统文本史料的研究，更会发现许多学者对图像、地图的新解读，我们期望用资料与研究方法的“双新”来以推动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接着主持人邀请诸位嘉宾讲话。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代表北京大学热烈欢迎各位参加会议的代表和校内外来宾。他说中心是一年前由教育部社政司确定的重点研究基地，虽然坐落在北大，但是属于全国的兄弟院校。吴校长介绍了中心的书库和北大三级图书系统的网络建设，称赞了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指出最近境内发现的许多史料，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意义重大。过去许多史料流失海外，现在通过网络数字化手段则在国内也可以研究。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开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教育部社政司魏贻衡同志代表教育部社政司向大会表示祝贺。他指出古代中外关系史是社政司重点赞助的课题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今后教育部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安平秋主任在讲话中祝贺大会的召开，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中古史中心20年来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贡献巨大，中古史中心是目前教育部106所基地中北京大学第一批申报的两个。前期由邓广铭先生操持，现在由张希清、李孝聪、荣新江、阎步克、邓小南等老师主持，相信今后会更加发达，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大勇主任用热情的讲话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中古史中心在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上传统深厚，对许多资料的研究与近代中外关系史也有联系，本次研讨会一定会带来许多教益。
祝辞后，会议由马大正研究员作题为《历史档案在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中的价值》的主题报告。马大正研究员重点论述了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中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重要性，提出不仅应该重视国内现存档案，还应利用国外保存的有关档案以深化研究的思想，并报告了近年来搜集整理档案的工作进展。
开幕式之后，会议进入分专题报告的议程。此次会议由七个分主题组成，每一主题由一位学者主持，有3—5位学者就提交的论文进行发言，发言之后是开放式的讨论。以下就按顺序，把各个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和相关讨论作简要介绍：
1． 主题：图像·文本·碑铭：新发现与新解读 主持人：荣新江教授
（1）邢义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赫拉克里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通过对希腊神话人物赫拉克里斯造型的两大特征：棍棒和狮头皮的追寻，勾勒出这一艺术形象自西亚经过中亚向东传播，至中国逐步变化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揭示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2）辛嶋静志（日本创价大学）的《旅顺博物馆及龙谷大学藏〈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力经〉等梵文写本残片的研究》，介绍了作者新近考定出的六片古代西域梵文佛典残片，这些残片均为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2--1914年从新疆获得。段晴（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语系）就大谷所获于阗文《出生无量门持经》的出土地提出问题，她和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都就梵文写本的整理问题发言讨论。（3）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碑研究》，通过对金可记碑的实地考察，第一次刊布该碑的完整录文，解释该碑刊刻子午谷的原因和时代，并考证了金可记的事迹。（4）马小鹤（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将宗教文献《本达希申》和《赞德·瓦赫兰·亚斯恩》与中国的古代文献及阿罗憾墓志互相比对，拟构了在中古中亚局势背景下的阿罗憾生平。对此，王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就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和突厥时进行了讨论；荣新江则用藏文史料中提到的拂林来支持马小鹤的观点。
2．主题：手稿·游记·著作：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 主持人：周振鹤教授
（1）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广州通纪〉初探》，对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广州通纪》的作者和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该书为日本人杂合《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海语》，并假托南怀仁之名而成。（2）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针对南怀仁的另一部著作《坤舆格致略说》进行系统研究，提出该书成书时间先于《坤舆图说》，而后者是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的基础。（3）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4）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均对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耶稣会士白晋读《易经》的文献进行研究，前者着力于文献的整理，而后者对白晋研究《易经》的目的、影响诸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事件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他们都指出，康熙将数学与《易经》相联系，某些手稿肯定是白晋所做，比如有的封面上有法文字说送给傅、马，当时白、傅、马三人共同研究，因此一定是白晋的。吴莉苇（南开大学历史系）也就这些文献的归属和白晋研究《易经》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5）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法国遣使会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对1841—1846年法国遣使会古伯察一行赴藏旅行之过程及被清廷驱逐回广州和澳门的外交纠纷过程作了全面的叙述。
3．主题：简牍与文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主持人：邢义田研究员
（1）张德芳（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选取甘肃敦煌县西汉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关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诸国的36枚汉简逐一录文、介绍并作简要考释，指明这些出土汉简对于研究上述西域国家的重要性。（2）王素（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不仅对“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和“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两条弥足珍贵的有关康居的文书进行解读，还进一步强调了康居是与中国交通年代最早、时间最长的西域国家。林梅村强调乌弋山离是汉使去的最远的国家，汉简材料的价值还在于是中国活狮子的最早纪录。（3）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通过法门寺地宫等一批伊斯兰时代的玻璃在中国出土的现象，对中亚玻璃传入中国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海路输入成品或原料以及晚唐以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最主要的途径。荣新江补充了德国学者对中国出土伊斯兰玻璃原产地的看法。（4）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从考古学的角度排比了自北朝至隋唐各地出土胡商俑形制的变化，以精美的图片展示了各个时期的“主要胡商种族及特征、贸易活动、生活细节等”，为研究胡商的在华活动提供了可靠依据。（5）张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应该从新发现和新辨识两个方面进行，他在《石刻佛经中的新发现与新辨识》的报告中，对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陕西等地新发现的石刻佛经给予关注和搜集整理，对已有发现进行了录文、研究。
4．主题：天文、地志与舆图：多角度的新观察 主持人：高田时雄教授
（1）李孝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追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图书舆图的收藏经过，通过展示分析了藏品中罕见的明代舆图，介绍了河南、山东、湖北地图数量多的主要原因在于清同治年间的赠书多来自湖北省官书局，而收藏者恒慕义本人对海疆、河道图的偏爱也是重要原因；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某些中国舆图出自朝鲜画师之手，蕴涵着中韩文化交往的现象。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指出目前没有总的舆图目录，提议以李孝聪教授为核心编著中国内地舆图总目录。（2）汪前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古地图的文化解读》，提出了十个与理解中国古代地图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地图中的自我中心观念并非为中国古人所独有，天人合一思想在地图绘制中表现为天文图与地理图并存的现象。（3）冯锦荣（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明末西方日晷的制作及其相关典籍在中国的流播——以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晷表图说〉（Gnomonices,1581）为中心》，爬梳了西方日晷的制作技术及相关典籍在明代中国传播的途径和情况。（4）李晓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从创作动因、版本流变诸方面对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该书原本进行研究，提出该书目录前的部分因错误装订而造成长期被忽视的观点，并论述了此书与《海国图志》、《合省国说》、《瀛环志略》的关系。（5）朱玉麒（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不仅勾勒了该书的版本源流状况，认为刻板刊印年代当在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而且突出论述了徐松本人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过程。
5．主题：舶来品与外来文化：新问题与新探索 主持人：周伟洲教授
（1）姜伯勤（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提出在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中将图像作为新史料十分重要，通过将祆教画像文本和敦煌文本对照解读，对天水出土的隋代石棺床“酿酒图”做出重新解释，认为并非酿酒图而是祆教的祭祀场景。他还并对祆教画像石多采用石棺床形式的原因从中西思想观念融合的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葛乐耐（Frantz Grenet）指出从兽头流出酒液图案是来自罗马的传统，在罗马的一个教堂中有一个马赛克装饰的同样图案。荣新江补充了今年4月耶鲁大学“粟特石棺图像会议”上马尔沙克（B. Marshak）的看法，这幅图与虞弘墓三个在台上跳舞者的图像反映的是一个场景。（2）施安昌（故宫博物院）的《六世纪前后中国祆教文物叙录》，将中国境内出土的六世纪前后祆教题材文物按地区进行搜罗整理，而且系统归纳了祆教文物的类别、分布地域和造型特色。葛乐耐特别强调安伽、虞弘墓火坛祭祀图像的发现，在确定巴米扬石窟的半人半鸟神图像来源上的意义。（3）葛乐耐（Frantz Grenet，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的《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件占星术画卷（8至9世纪）》，研究了收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一件８世纪吐鲁番占星图，通过与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十二宫图相对比，揭示了图卷的内容。冯锦荣补充了6世纪叙利亚占星家的相关著作。高田时雄就图上的所谓算盘，指出算盘按中国目前所知实物最早出现在元代，记载可能更早，但不会早到8世纪。
6．主题：域外遗珍：海外史料的调查与研究 主持人：黄时鉴教授
（1）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晚清的洋泾浜英语——读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探讨了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在广州、上海兴起的过程，根据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将汉字注音还原为英语，为深入研究这一近代中国沿海城市的特殊语言现象提供了方便。高田时雄指出洋泾浜英语的起源不是上海、广州，而是澳门的葡语问题，与周振鹤进行了讨论，两位都表示由大航海带来的澳门葡语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2）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英国约克大学）因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中国近代的通草纸水彩画，开始了收藏和研究，并于2001年9月向广州博物馆赠画70幅，并由中华书局据其藏品出版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这使中国学者深入了解18、19世纪曾经在广州大量生产外销的这种手工艺品。伊凡·威廉斯在会上做了《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来自欧洲的观察》（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 on Pith-A European Perspective）的发言，并亲自演示用通脱木的芯茎切片如何制成通草纸画。（3）程存洁（广州博物馆）的《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画纸研究》，也是与之相关的发言，并介绍了有关研究的缘起和现状。吴莉苇由此觉得民间层次上中西文化交流，是值得考虑的。研究过外销画的黄时鉴教授指出，这些物品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所以内地没有收藏，香港、美国、英国等地都有。中国最早发表外销画文章的是刘海粟在1985年，西方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4）房建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1905年11月8日—1906年2月17日）——清朝官方文献与英国外交秘密档案及其它私人记载比较研究》，大部分解决了汉藏西日历的换算问题，对班禅行程中相关的英印人员情况和难解的印度地名做出了考证。（5）府宪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俄罗斯藏丝绸之路文献文物》，介绍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收藏的新疆文物，提醒国内学者关注俄藏文物的价值。
7．主题：周边文物与地方史料：新旧资料的互证 主持人：耿昇研究员
（1）葛承雍（文物出版社）的《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正》，重新释证墓志原文，从墓主人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世系关系考察6-7世纪西突厥控制下的葛逻禄历史。（2）伍跃（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善邻国宝记〉及其相关史料》，从作者、编撰目的和相关史料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善邻国宝记》一书，认为其收录日本和明朝、朝鲜、琉球、澳门葡萄牙当局和部分墨西哥西班牙当局的往来文书，应被视为15至17世纪中叶的东亚外交史料集。（3）耿慧玲（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李英宗朝婚姻关系与权力结构研究》，着眼于越南的汉文拓片，利用《奉圣夫人黎氏墓志》对九真黎氏为中心的多姓氏婚姻集团的政治活动做出了详细勾勒。（4）张乃翥（龙门石窟研究院）认为，在对新出土、新发现史料给予充分关注的同时，两京地区（西安和洛阳）仍然应该是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研究的重点，他介绍了近年来洛阳文物的出土情况。
分组讨论会结束后，由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黄时鉴（浙江大学历史系）分别就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做了回顾和展望。荣新江从汉唐中西关系的角度，对新旧史料从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墓志和题记、胡语文献、传统古籍、文献考古材料诸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并提出个人在各类资料整理方面的期望。黄时鉴介绍了20世纪下半叶海外对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研究范式的转变：由欧洲中心转向以中国为中心，从而引出对汉文文献汇编重要性的强调，认为学术成果应具备编目、文献汇编、论文三个层次，进而提出编好目录和文献汇编以助益于研究的愿望。
大会于11月16日下午6时闭幕。纵观整个研讨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尤其在文献史料的征引介绍上突出了新，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体现了新，实现了会议发起时的初衷。与会者除了上面提到的发言人和讨论者外，还有罗丰（宁夏文物考古所）、万毅（中山大学历史系）、郭万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柴剑虹（中华书局海外汉学编辑室）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贾应逸（新疆博物馆）、刘玉才（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孟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嗣徽（故宫博物院）、王邦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王小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一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唐晓峰（北京大学城环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忠良（浙江教育出版社）、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学者们以求实严谨的态度，围绕古代中外关系史这一研究范畴，展开对各个领域新史料的发掘、发现、整理与研究，通过彼此的交流和探讨，互相补充，互有助益。
在每一发言之后的开放性讨论时间里，很多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问题，拿出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与大家交流，气氛融融。比如，施萍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不仅告诉邢义田先生敦煌洞窟中有关天龙八部的题记可丰富论文内容，还就玻璃和琉璃是否为一物的问题与齐东方教授商榷，引起诸多学者的研讨兴趣。段晴教授以扎实的语言功底，参与到西域梵文写本和波斯史事的考定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林梅村教授虽然没有作主题发言，但由于几位学者论文都和他的先期研究成果有关，所以他就许多方面与大家进行了讨论，而他在讨论中表达的“各国学者应该共同努力推进学问的发展”，也得到了所有学者的一致赞同。姜伯勤教授的发言并没有局限在他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上，而是介绍了他在受到第一天代表发言的启发后对于祆教文物解读的灵感，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一话题立刻引起远道而来的葛乐耐教授的共鸣。最为有趣的讨论则发生在伊凡教授和程存洁副研究员介绍了有关通草画的研究之后，大家在对伊凡教授的义举表示感谢的同时，就各人所有的关于通草画的印象、经验和观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邢义田、姜伯勤先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儿时画通草画、叠梅花的情形，黄时鉴先生则指出伊凡先生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在外销画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的通草画，并预言随着通草画研究的深入，通草画等近代外销画一定会成为中国绘画史中的重要章节。伊凡先生美妙的英语、毛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流利的翻译，伴随着十九世纪通草画的图像，二十世纪儿时的回忆，以及二十一世纪北京大学学术殿堂中的讨论，使会议的气氛超越了时空和国界，谱写着新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篇章。
诸如此类的讨论还有很多。通过互相交流，学者们不但从会议拟定的七个议题展开中开拓了研究思路，而且就彼此的研究领域之间实现了火花的碰撞。会议向未来的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提示：新史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更新的领域。”（毕琼初稿，李孝聪、荣新江修订）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