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纪要
2004年10月9日上午，由邓小南、荣新江两位教授主持召集的“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除本研究中心的项目参加者张希清、王小甫、李孝聪、刘浦江老师外，出席会议的有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黄宽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光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上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全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成一农（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等十多位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各院校的四十几位学生。与会者围绕“流动”与“秩序”的概念、内容以及唐宋时代的相关历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会议主持人邓小南教授邀请社会学系的孙立平、佟新两位学者谈一谈社会学领域里“流动”与“秩序”的相关理论。
孙立平教授指出，社会学理论中与本次讨论相关的主要有两大课题，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是社会流动问题。关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阶级社会中的人群分为两大对立阶级，而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西方社会学界，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质疑与批评。挑战者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认为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独立的利益与目标主体，而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新理论倾向于社会结构三分法——国家、精英与民众。其中精英阶层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成分并非一成不变，除了自身的发展、演变外，它与民众之间也存在着流动。制度框架的变化，是由有能力定型社会的社会力量决定的。唐宋很可能是中国史上精英阶层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至于社会流动，也就是社会结构变动的状态。社会结构，宏观上表现为社会分层，微观上体现为个人的身份地位。社会结构有封闭与开放之分，封闭型的社会结构中，不同分层之间的渠道少而鸿沟深，个人身份地位的确定往往是世袭的、先赋的，很难改变；而开放型的社会结构中则有着较多的社会流动渠道，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后天形成的（往往与职业有关）。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阶级，不是固定的身份，而是位置的反映（位置是固定的，而个人则可能流动）。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流动，又有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之分。他指出社会资源配置体制（经济上的金钱、政治上的权力、社会上的威望等）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孙教授又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例，征引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中的研究，运用自由流动资源、社会活动空间等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加以说明。他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基本社会框架开始形成，其表现有三：一，阶层与阶层之间开始出现边界；二，阶层内部开始有认同；三，社会流动常规化。他认为，社会流动，是一种吸纳精英的机制，带给（下层的）精英分子以希望。而社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反过来会影响体制的变革。
孙立平教授的分析，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历史上社会结构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注意主导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
佟新教授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在宏观、微观方面比较注重，而未能自微观层面抽象出范式，中层理论有欠缺。默顿等社会学家讨论“社会秩序”，实际就是研究社会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而“社会失范”则是与它相反的概念。社会提供目标和手段，当目标和手段失去联系时，就会产生危机。秩序的变化，导致社会变迁。秩序如何获得合法性、有效性，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接着，佟教授解释了宏观层面上的变迁如何在微观层面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她认为，某种话语可以使秩序变得合法，具有权力或权威的人可以借此对秩序进行建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两套重要的话语在发生作用，一是“改革开放”，一是“稳定”，几乎在全国形成共识（包括下岗工人），使现存秩序获得了合法性。
接着发言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刘光临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罗祎楠。他们主要介绍了西方汉学界关于唐宋时代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问题的讨论。刘光临提到美国汉学界深受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但大家在运用其理论考察中国历史时，却发现许多榫卯不合之处，对此郝若贝、刘子健在宋史研究中就曾提出过反驳意见；其实，即便用韦伯理论来阐释德国社会，也往往难以吻合。刘光临认为，这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始终存在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经验解释难以结合的困惑。罗祎楠则回顾了美国宋代社会史研究中有关社会流动的讨论，指出代际流动、社会分层的理论尚未充分运用到相关问题的探讨之中，阐发余地很大。不过，罗祎楠一再强调，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运用在于创造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选择社会流动理论，只是为了能够提供更多的视角，而不是要用历史研究来印证社会学理论。
然后是与会者自由讨论的时间。刘浦江老师对于两位社会学教授的发言深表赞赏，认为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家对当今社会的观察相比，显得过于粗疏，限于史料这也无可奈何，不过治明清史的学者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黄正建研究员也表示，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切不可一概而论，科举制产生之初的内容、影响与后世相比，显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应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对此，邓小南教授也表示认同，强调长时段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吴丽娱研究员认为社会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借鉴意义，甚至有“丝丝入扣”之感，并结合唐代盐法问题加以说明。而刘光临则提醒大家，寻求理论解释总是有很大的风险，历史研究不能盲目跟随社会科学理论，而应致力于说好一个故事。此外，刘后滨等青年学者也纷纷就“社会流动”、“社会秩序”的概念及相关历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讨论结束后，荣新江教授、黄宽重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荣教授表示，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做“唐宋变革论”，也不能束缚于因果／进步框架，而应当打通唐宋，作更细致的社会秩序、社会流动的探讨；其次，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中层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唐宋史研究要有理论上的思考与追求；第三，与会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为我们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深切的参照，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探索带给我们很大启示。黄先生指出，本次讨论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聚集一堂，互相学习，共同致力于发展新学术。社会学家有很好的理论修养，研究问题细致笃实，很值得我们学习。目前的中国史研究往往不是天马行空、大而化之，就是沉浸于细碎的考据，实在应该有一些中层关怀的题目。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的议题及成果，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但同时也应该努力建构自己具有对话性的议题，不能总是亦步亦趋。
最后，研讨会的召集人邓小南、荣新江两位教授一致表示，关于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以后要设法多组织几次类似的活动，欢迎更多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进来，另外还应该多举行学生讨论会，给同学们一些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张祎 整理
黄宽重 邓小南 荣新江 审订
2004年10月12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