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日，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由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后，已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为“蔡老师”。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初步了解。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获败，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年他发起组建反清组织光复会，曾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第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年，清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又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年6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三十两银子供蔡元培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一百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人兼作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插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近百年前已经41岁的蔡元培早就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17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