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课堂为载体，聚集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以讲课为引线，串连起大师们多姿的风范，便更能够从中体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还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此外，还有刘师培先生，他作为北大中国文学的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学生们认为水平确实很高，他上课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谓“下笔千言”。

教授中还有一类是口才较差，学问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之中。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辩》。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偏差，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很快也很清楚。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其学问亦是很高深的，但却属不擅讲课之例。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门（系）也是深受同学们的尊重的，他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课也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却促成了他的一种风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真不如粉笔写更好了。为此还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朱先生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先生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